17,绝好消息 (第1/2页)
正当巴黎的王室主支正在和幼支为了权杖而殊死搏斗之时,艾格隆也正在加紧实施他自己的计划。
他在边境地区打出了自己的旗号,然后带着归附于自己的支持者们一起,一路向着里昂前进。
在艾格隆的刻意招摇下,附近地区都已经得知并且消化了“罗马王回来了”的震撼新闻,而巴黎此刻发生的动乱,也让中央政府的权威极度弱化。
正因为巴黎此刻身处动乱当中,所以各个地方官员、驻军指挥官们心里都犯了嘀咕,他们心里都清楚,波旁王朝的统治已经持续不了多久了,此刻自己如果跳出来当“忠臣”,那接下来无论是奥尔良家族还是波拿巴家族,都不会原谅自己。
何必去为一个不得人心的国王陪葬呢?
带着这种想法,在艾格隆带队挺进的同时,沿途的地方官员和军队要么望风而逃,不与艾格隆对敌;要么有野心的,干脆迎面加入,为自己投机一个“从龙之功”。
就这样,艾格隆的挺进变成了愉快的行军,他一路收编了过去,不知不觉当中,为数竟然有上万人之多了。
不过,这种“滚雪球”的发展模式,也意味着建制的极度混乱,这是一支乱糟糟的军队,甚至还称不上军队,艾格隆没有时间停下来整训,而是把他们打散了,交给最初投靠他的那些军官们手里指挥,只求能把他们拖着一起行动就行了。
这只军队战斗力肯定不足,艾格隆对此心知肚明,不过他并不在意,对他来说,这支“军队”根本就不需要在国内进行殊死的战斗,只需要给波拿巴家族壮壮声势就行了。
正如15年前那样,没有多少人愿意为波旁王家卖命。
就这样,他们一路前进,几天之后就来到了里昂附近的一个小镇。
在这里艾格隆暂时让自己一行人停了下来修整,然后派人去打探各处的消息。
作为整个南方的最大城市,里昂的驻军肯定为数不少,而且不会是他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,他必须先弄清楚情况然后再想对策。
不过艾格隆倒并不害怕,毕竟此时此刻,他知道他绝不会受到太严重的阻碍了。
因为在一路前进的时候,他也在随时打听从巴黎传出来的消息。
虽说他只能得到第二手消息,而且这些消息的时效性都并不高,但是却足以让艾格隆做出相应的判断:奥尔良公爵已经对国王用武力摊牌了,眼下他正在派人进攻王宫,意图以这种方式勒索国王放弃王位篡夺王权。
虽然奥尔良公爵是他的敌人,而且还在抢夺艾格隆梦寐以求的东西,但是至少在此时此刻,公爵的行动,却也在客观上给他帮了忙——因为公爵的行动,国家的整个机器都已经瘫痪了,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,现在法兰西没有统治者了。
巴黎是整个法兰西的心脏,是当之无愧的行政、商业、科学乃至文化中心,所有的外省官民都必须唯巴黎马首是瞻,这是几百年来集权所带来的结果,而当巴黎瘫痪了以后,所有人也必将群龙无首,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巴黎之外调动得起国家的力量。
所以,在王权瘫痪的状态,外省的高官、市长和驻军们会突然发现他们失去了效忠的对象,也失去了保护自己的人,他们本能的选择就必然是消极应对,等待一个新的巴黎政权诞生并且管理自己。
所以,他们不会有什么兴趣去主动对抗自己。
当然,这种瘫痪状态不会持续很久,艾格隆的时间窗口很紧——他必须赶在奥尔良公爵如愿以偿地拿到王位之前,来到巴黎或者至少接近巴黎,让公爵的反对派有底气抵制公爵成为国王的阴谋。
如果情况恰恰相反的话,那艾格隆就要面对一个国王和他的巴黎政权了,那些观望的官员和军官们,不说所有人,至少绝大多数人恐怕就会选择服从巴黎合法新政府的命令。
自从回国之后,艾格隆调动了自己的所有脑力和精力来权衡、筹划,对形势的一切微妙之处都已经了然于心,虽然这十几年当中,他只回国过几天(还是偷偷越境回国的),但是他仿佛是在这个国家逗留长大的一样,快速地学习着适应着,一切对他都好像那样新鲜,却又好像那么熟悉,上帝派他来统治这个国家,这好像就是他天生的任务一样。
暂时停下脚步之后,艾格隆在临时的驻地一边到处写信劝降,一边接见各处赶过来觐见他的支持者和官员们,几乎没有一分钟的休息时间,精力充沛得像是一个上了发条的机械一样。
而他身边的人,包括特蕾莎在内,都和他差不多一样忙碌。
艾格隆已经损失了十几年,他和他身边的小圈子必须尽快让人们熟悉他们,弥补这种疏离感,让他们在心理上接受这个未来的“朝廷”。
同样,他也是在争取地方上那些有力人士的支持。
这是有必要的,1815年,拿破仑皇帝偷偷地从厄尔巴岛回归,他一路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直接冲到了巴黎,复辟了帝国的。而他要面对的除了是“忠诚的”巴黎之外,还有广袤的地方,而这些地方上的市长镇长们对他并没有多少忠诚可言。在扩军备战的同时,他在百忙当中还于5月份举办了一次地方选举,让各个地方的选民选举自己的市长和镇长,结果却不如人意,这些人大多数又在选举当中留任了,而拿破仑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,只能承认了选举结果,毕竟他还要借助这些人来抽取地方人力和资源,帮助自己去阻击新一次迫在眉睫的反法同盟。
艾格隆也知道,无论他多么不喜欢各处的地头蛇们,他暂时也没有办法把他们统统替换掉,只能先去争取得到他们的合作和驯服,哪怕只是表面的驯服那也够了。
在前工业化时代,那些偏远的乡村和市镇,和外界的交流之稀少是后世的人们难以想象的,那些远离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穷乡僻壤,人们只是按照过去的家族、亲缘和宗教等等纽带来维护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,并且服从这种古老的统治秩序。
只有等到工业化之后,铁路和电报深入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穷乡僻壤当中,古老的秩序才会被新的秩序所取代,那时候“国家”的力量才有可能真正砸碎那些抵抗因子,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每一个村庄和家庭当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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